抖音网站0.5块钱100个蔡徐坤周杰伦粉丝的刷微博超话热度大战，是近期最为引人瞩目的大新闻。这场没有烽烟的战争，参与者、旁观者数目都十分庞大，简直成了一起文化风波。其中，一个周杰伦粉丝的评论成为了点睛之笔：“这是一次面向流量小型挑衅的行为艺术。流量是周杰伦最不重要的指标。杰伦以缺席的形式参与这场流量对决，一切战绩都带着鄙夷但陪你玩的抨击。”
周杰伦和蔡徐坤在超级话题榜单上的对抗，既表征了两个时代的不同，也是检验偶像标准之间的冲突：自诩“夕阳红”的年长受众对时下娱乐工业产品化偶像制造链条的不满；流量名星霸屏实力却与之不匹配图景的反抗；对鱼贯而上为偶像埋单的年青粉丝的蔑视等等。流量帝国、贩卖梦境、造星神话……我们有无数个词来形容当下看似疯狂和娱乐至死的饭圈生态，但却很少企图将其作为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投影去剖析。现今粉丝流行文化，看似参杂着丧失自我、全身心痴迷偶像的年青人，但实际上，相比传统的偶像崇敬来说，这是一种十分“粉丝核心”的文化，偶像反倒成为了她们实现自我、情感消费和们参与社会的工具。
新时代的流量名星：粉丝力量的证明
偶像的意味的确随着时代而显得不同了。
对于好多在青春期听周杰伦的80、90后来说，都不曾想过周杰伦会有三天由于流量数据不好而被指责。在那些粉丝眼里，周杰伦歌曲的创新性、传唱性、大众认可度等事实早就是一个歌手演艺价值的最好证明。作为“中介”横亘在名星与粉丝之间的，则是演艺公司和媒体。创作、唱片、演唱会以及传统媒体，构成了造星体系的几个支柱，她们通过发布和宣传名星的作品帮助名星获得热度。
但是，作品不太出色的流量名星的出现意味着，这个常年而平缓的口碑模式被打破，流量名星可以不靠作品微博冲粉丝链接，只靠强有力的粉丝组织就获得成功。为此，偶像的诞生不假别人之手，而是与粉丝同步形成并互相依存，只有当一个偶像有了粉丝，他/她能够被称之为“偶像”，控制权早已完全交付在粉丝手里。“哥哥只有我们”是粉丝努力的动力。
蔡徐坤正是一个流量名星的典型代表。2018年初，蔡徐坤在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中以断崖式的票数第一名出道。而早已在节目中身经百战、习惯为偶像制造人气的粉丝们已经成为“打榜专业军”，运作体系十分成熟，以极高的活跃度穿梭在各大平台上。举例来说，蔡徐坤的歌曲《PULLUP》的官方MV发布才9天，转发量就达到了一亿次以上。这么庞大的转发量，假如每人只转发一次，根据中国约14亿人口来算，相当于每14个人就有1个转发了蔡徐坤的微博。其实，这些的努力也得到了相当显著的回报——20岁的流量名星蔡徐坤已是Prada全球代言人。
蔡徐坤并不是特例，现在热衷于打榜的名星粉丝比比皆是。另一个曾一度造成巨大争议的新闻风波是，今年吴亦凡发新专辑，粉丝们找寻iTunes的各类漏洞，通过水军刷票，让在日本并不广为人知的吴亦凡力压ArianaGrande、LadyGaga等人，强占了整个美区iTunes专辑总榜、单曲总榜、Hip/Rap专辑和单曲四个榜单的亚军，引起北美与中国民众激烈讨论。其实吴亦凡并没有为此得到音乐成就上的社会认可，但他确实诠释出了自己的影响力和受关注度。
从过去的投票到现今的打榜，粉丝支持偶像的方式其实变化了，但内在逻辑是十分一致的。即粉丝把握着偶像的命运。其实，勇士朝天的偶像工业也乐见其成，渲染和鼓励粉丝的这些心理，让粉丝深信名星是由自己缔造的，名星的成功完全归功于她们，因而使她们感遭到自己的重要性，继而更多进行消费。相应地，追星的粉丝为了获得参与感和成就感，乐意建构流量同其偶像事业发展前景之间的关联性。
同时，互联网的普及进一步确证了追星对于粉丝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假如说过去粉丝的行为是隐匿的，这么互联网时期就是粉丝文化从私到公的重要转折，喜爱偶像不再是个人欣赏的行为，而通过社交媒体迈向公共空间，才能更轻而易举地被看到。发生在网路空间中的转发、评论、等就会被捕捉并转化成为偶像的财富。这是数据时代，也是偶像制造时代。
流量名星的粉丝大多是95后和千禧一代，她们是互联网原住民，没有经历过从卡带、专辑到数字的娱乐时代变革，但在大数据算法内耳濡目染。大数据(bigdata)，指的是一种以数目庞大为特点的信息资产，具有极高的传播速度和多样性以及价值转化性。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尽管偶像的粉丝们对其保持讨论和热情，但没有方式能对其进行捕捉和量化，并最终用于评判一个偶像的人气高低。
而随着大数据算法的成熟与普及，技术上的障碍总算不复存在，一系列计量演员网路热度的新媒体数据榜单也就应运而生。2014年7月新浪微博名星势力榜上线，由“阅读数、互动数、社会影响力、爱慕值”四项组成。其实，关于名星影响力的各类估算公式都不一定是科学的。但它的出现却表明网路热度完全才能通过技术手段被量化。现在，人们把这种数目也称为“流量”(traffic)。“流量名星”因有一批数目非常庞大且稳定的粉丝保证流量而存在商业价值。由此可以看出，流量下的生产机制看似以演员为核心，但实际上，演员的粉丝才是“变现”的基础。粉丝的重要地位由此得到明晰的注重和保障。
通过偶像与个体的联系，是“养成”和应援，粉丝才能明晰感遭到自己的力量正在把控偶像的未来。于是，粉丝和产业生成一种共识，即“数据越好的偶像越红，不做数据不配当粉丝”。一名粉丝乐意不断参与到偶像工业的生产机制之中，实现自我认可和群体认同。有店家从中闻到商机，创造新的生财之道。今年，一款名叫“星缘”的软件容许用户通过该软件登陆新浪微博。充钱开会员后，可以绑定多个大号（几十个到几千个不等），实现转发内容相同，转发数目翻番。这些刷流量的行为被叫做“抡博”，是饭圈的常用工具，而热衷“抡博”的粉丝们则被称为“抡博女工”。令人吃惊的是，在被查处之前，这款软件上线不到一年时间就非法获利近800亿元。源源不断投入数据作假的真金白银宣誓着粉丝们的心愿——他们希望自己的力量由此能被世界听见。
走私虚拟亲昵关系：新时代的偶像定位
另一个被广泛提出，关于当代偶像-粉丝关系的重大误会是：原先的名星卖作品，现今的名星卖人设。人们觉得，名星的个人魅力（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是吸引粉丝的主要诱因，为此非粉丝人群经常对粉圈的许多行为深陷迷思，不明白为何某个偶像就能令粉丝这么痴狂。但实际上，这些“痴狂”正是粉丝追星的一种重要诉求。比起原先，当下的偶像-粉丝地位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致使满足情感消费成为粉丝追星的重点。
以前，粉丝和偶像之间的距离十分遥远，地位也严重不平等。粉丝没法在偶像头上投射过多的爱情，缘由之一是交流不畅：偶像只有极少的一部份生活/工作才能被粉丝看到，二是偶像与粉丝，粉丝与粉丝之间因为媒介限制而不自由，她们几乎不能产生良好的互动。
但如今，偶像与粉丝的亲昵关系以“参与感”作为其真谛。互联网提供了24小时不间断的沟通可能。直播、社交媒体、等等打破了传统线下表演在时空上的阻碍，颠覆了传统演艺市场的生存链，达到了线上和线下的贯通，粉丝不再仅仅局限于来到现场的观看者，也不只有单一的消费形式。在追星的过程中，粉丝还可以随时与其他人进行分享和互动，这是“参与感”的最好彰显，粉丝得以有一种愈发亲昵的错觉。我们经常听到，某个名星由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私密生活的内容或则对粉丝进行调皮的回复而引起关注，而这一代名星中像周杰伦一样不开微博的，则屈指可数。与粉丝交流甚至“交往”已经成为了演艺圈的常态。
比起单纯地消费人设而言，看似亲昵无间的虚拟空间交流让粉丝与偶像的关系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粉丝得以把自己在现实生活里得不到或则比较难获取的爱情/亲昵关系投射到偶像身起来，她们追星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消费和情感释放。在网路上，各路粉丝大喊偶像为男/老婆、老公/丈夫、儿子/母亲等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粉丝也因而被界定为渴求和偶像成为伴侣的“男/丈夫粉”，想要守望她们成长的“亲妈粉”，喜欢观看偶像感情生活的“cp粉”，甚至盼望偶像才能遵守自己获得成功的“事业粉”……有时侯，粉丝的亲昵关系和情感想像也不只属于特定的类型，而是会在多元化的内容之间自由变换。而粉丝得以体验不同的人生角色和释放多样的爱情。
日本精神剖析学家唐纳德·霍顿（DonaldHorton)和理查德·沃尔(R.RichardWohl)在1956年提出“类社会关系”(para-socialrelationship)理论，她们觉得媒介接受者与她们所消费的媒介人物之间，会发展出一种单方面、想象性的人际相处关系。这些关系被觉得是不现实的、病理智的。
讲求其道的偶像工业也鼓励粉丝进行亲昵关系的想像，她们在线下举行粉丝碰面会、粉丝活动，在线上拚命“宠粉”，让名星借助一切机会对粉丝抒发感激、爱意和亲昵。握手会、告白宣言、不恋爱承诺等“粉丝福利”（fanservice)不断主动回应和认可着粉丝的关系想像，为粉丝提供才能让她们与偶像亲昵的明证。
这也就是为何，偶像的绯闻和恋情往往令粉丝倍感怒不可遏，比如鹿晗与关晓彤宣布恋情以后，无数粉丝在网上宣告脱粉。其中有一个令粉丝极为愤怒的细节是鹿晗在情人节发布过的一条微博。微博内容为两件衬衣，他寻问粉丝自己应当穿哪一件。对于粉丝来说，自己可以决定偶像在情人节穿哪些，其实是一件暖昧而浪漫的事情，是对彼此亲昵的关系的认可。但实际上，鹿晗穿上了“粉丝认可”的外套去和自己的妻子约会，却讥讽地成为了对粉丝的“背叛”。这一有趣的现象阐明了虚拟关系的营运是偶像营运的核心，早就被内化在偶像工业的营运逻辑之中。偶像走私的不止是隐私，还是一种亲昵关系的承诺，当她们不能满足粉丝的情感需求时，粉丝都会弃她们而去。
不可证实，对于生活在人际关系负疚社会的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类“类社会关系”虽然并不真实，但却是一种简单、便捷、快速获取亲昵感并释放爱情的形式。但是，比起现实生活中平平无奇的社会关系而言，偶像与粉丝的“故事”既有亲昵的部份（粉丝感遭到偶像在乎自己，自己可以和偶像交流，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决定其未来），也有负疚但愈发迷人的部份（俊男靓妹、上流生活、娱乐圈大起大落的夸张故事）。所以，粉丝们纷纷迎面而上，她们热衷消费的除了不是作品本身，甚至也不完全是作为人设的偶像，而是以偶像为原型打造下来的某种可以被放置于亲昵关系之中的形象。对于许多互联网时代出生的年青追星族而言，它几乎就是理想爱情的模样。
破壁出圈：粉丝的文化影响力
当周杰伦和蔡徐坤的新闻参杂着人们的视野时，我们不难意识到，粉丝文化已不再是圈地自萌的冷门爱好。类似，从反复霸屏的选秀节目到娱乐八卦全民风潮，人们渐渐发觉，粉丝群体在网路空间与现实社会的巨大影响力现在让粉丝文化很难被看作是一种亚文化，其影响力丝毫不弱于主流文化，明天我们共享的社会文化热点好多都来始于此。尤其在大众最为集中的微博等社交社区，粉丝通过过度强悍的消费能力、巨大的资金投入、不断的文本抒发呈现出自己的影响力，她们的“打call”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抒发和社会参与的特殊方式。以本次风波为例，周杰伦的粉丝通过刷屏行为抒发的是自己排比像的热爱、对代际交错的感慨以及对当下偶像创造工业的不满等。
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JohnFiske）觉得，粉丝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决定诱因。一方面，它是集约化的流行文化，产生于反抗官方文化的外部；另一方面，它剥夺并整修了自身反对的那个官方文化的个别价值观和特点。他将粉丝的生产力界定为三种类型，即符号生产力、声明生产力和文本生产力，粉丝经常通过自己的生产力使粉丝文化在人群中传播和定义，其作品持续地诠释出“相关性”（relevance）、“赋权”（empowerment）和“参与”（participation）等特性。通过发布偶像相关的作品获得关注与回应，她们似乎获得了偶像的力量。因而粉丝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自己的偶像，并在自己的文化中建构和传播具有特征的意见。
这一点在今年《创造101》中选手王菊头上彰显得淋漓尽致。王菊的外型一开始被节目听众吐槽为“土黑壮”，与传统印象中肤白貌美矮小的男团成员产生强烈反差，因而也被觉得是最不适宜做男团的练习生。但随着多期节目的开播，王菊展示了与众不同的举止和独立的精神、独特的审美观。不少网友“路转粉”，被她对梦想的坚持与追求而触动。十分富于创造力的王菊粉丝们开始为其拉票并创造了许多相关的爆红的流行语，制造了一场空前的“王菊现象”。网路粉丝们表面上是在支持王菊，但实际上，观察王菊的后续发展可以发觉，她在大赛后期并没有获得太多的票数支持，不少疯狂拉票的粉丝实际上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利用王菊完成了自我抒发：她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不被身体侮辱（bodyshaming）困惑，拥有自己独立审美，勇于勇敢追梦的人。她们创作的表情包几乎都是彰显王菊自信、有趣、气场强悍的一面的，粉丝正是在这一文本再生产的实践过程中建立特殊的身分认同。
不难看出微博冲粉丝链接，粉丝进行的创作是一种典型的再创作，是偶像文本素材的拼接和侵吞，她们裁剪图片或则视频，将偶像打导致符合自己期盼或则才能抒发自己的形象。就好似蔡徐坤和周杰伦在这次“大战”中被剪切的宣传视频/动图等，都诠释着她们的粉丝觉得其最动人的一面，实际也突显着粉丝的趣味和偏好。英国哲学家东浩纪觉得，这是一种典型的数据库消费。因为身处后现代的语境之中，听众早已不再热衷于宏大叙事，而更关心具体碎片化的要素。作品的人物要素包括特定的衣着风格、发型和性格特点等，故事要素则包括特定的风格等，因而这种作品以及其中的任务，都多种要素的拼贴、集合与再循环。而粉丝们把对名星的提炼、臆想与自我理想放到一起完成了只属于自己的特殊作品。这种再度创作的方式和粉丝与偶像的关系一样，是高度虚拟的，但对于粉丝来说，又无比真实。
这正是现今偶像-粉丝文化的奇特之处——既是狂热虚无的，也是有迹可循的，粉丝既痴迷伪饰的部份，也投入深切的爱情。偶像看似高高在上，却又容易被遗忘。其实在这个被搭建上去的“帝国”中，粉丝和围观者们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影子。